专家发声
《国际循环》：您在本届会上发表了题为“中国专科医师培训制度建设和未来”的精彩演讲，请介绍下我国专科医师现状及专科医师培训制度建设的主要目的和意义？
霍勇教授：长期以来，我们有专科医师执业这些内容，但我国专科医师制度还没有建立，缺乏统一的专科医师的培训标准和执业要求。专科医生是相对于全科医师和一般的执业医师而言，在专业上更加细化，专科技能和专科水平较高。按照国际上通行的专科医师制度的方式，结合我国的特点，我们现在对专科医师的定义是5年的院校教育和3年的住院医规范化培训，并通过国家执业医师考试，这就是所谓“5+3”。在这个基础上，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申请成为某个专科的专科医师。
我国过去十几年已建立了有效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主要是针对内外妇儿几个大的医学亚学科，专科是在这些亚学科下面更细化，例如内科下面有心血管内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等。所以，我们要建立包括心血管内科在内的亚专科，未来我国大概会有100多个。目前，专科目录还没有正式出台，但从2017年开始，我国启动了专科医师制度建设试点，启动了心血管内科（3年）、呼吸危重症（3年）和神经外科（4年）这3个专业的试点。在未来的3年里，通过这3个专业的试点，从组织管理体系、培训认证体系和政策支撑体系这3个方面来回答我国应建立怎样的专科制度，以及建立专科医师制度后，这些专科医师的职业定位和未来的发展。
相信我国通过专科医师制度的建立，将实现我国专科医师相对一致的职业水平，避免不同医院培养出不同的水平。因为，目前我国专科医师都是在自己医院或不同院校培养，难免出现不同院校，区域间，整体上专科职业水平的不平衡，差异较大。随着未来体质改革，尤其是专科医师制度的建立，将极大改善这种情况。
《国际循环》：请谈谈中国专科医师培训制度建设的主要内容是哪些？预期效果怎样？
霍勇教授：宏观上，科医师制度的建立包括建立组织管理体系、培训认证体系，政策支撑体系。目前，国家已经确定，由国家卫生计生委和教育部来总体协调和组织，由中国医师协会具体实施，由各个专业，比如心血管内科组成心血管内容的专家委员会来具体执行。培训认证体系主要包括培训的标准，培训基地的选择，培训老师的培训标准化，同时，也对培训学员的轮转、培训规划、培训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估。当然，也有对心血管内科特殊技术培训。培训后取得专培合格证、临床医学博士学位和专科医师证书，形成“三证合一”。第三个是政策支撑体系，目前，我国对专科医师的政策支撑体系还不是很明确。尽管从专业角度来说，教育部已答应专科医师可拿到临床医学博士学位，但专科医师本身的定位在我们职业医师法里并没有明确。对于专科医师在未来，无论是执业、开业或者专科技术的使用上都有很多问题要解决。例如执业，专科医师在心血管内科是主力，是被认可的临床最高水平；开业，比如未来那只有心血管专科医师才能开心血管专科诊所，只有心血管专科医师才能做专业技术，而其他类型医师不可以。只有明确了这些，政策支撑体系才能更加完善。待遇上，通常专科医师的薪酬标准会高于一执业医师或者全科医师。国家也在有限财力的基础上给予了一定资金支持，2018年入学的第一批心血管专科医师，国家每人每年提供3万元补助。这反应了国家对这一工作的支持和引导。
《国际循环》：我们知道，中国胸痛中心建设已取得阶段性成果。请谈谈胸痛中心“三全模式”的核心内涵与意义？
霍勇教授：胸痛中心是整合资源，优化流程，提高效率和改善预后的临床模式优化的范例。欧美国家从30年前开始有胸痛中心，其在国家的疾病防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5年来，我国建立了胸痛中心总部，并形成一整套的胸痛中心的培训认证制度，同时推动各个省胸痛中心联盟的建设。半年前，我国出台了胸痛中心建设管理的指导原则。在这些努力的工作下，使我们在推动全国胸痛中心建设同时能有更好的法律依据和政策支撑。应该说，胸痛中心和国家医疗体制改革结合是胸痛中心的未来。我们不仅要建立院内、院前、院后的流程管理的医疗服务体系，更重要是通过这个体系进一步延伸，从急救到预防的延伸，从急病到慢病的延伸。
在胸痛中心的建设中，我们提出“三全”的模式，全域覆盖，即胸痛中心的附近区域都要建成网络，不能有盲区。全员参与，即从公众到社区医生、急救医生，医疗体系从到医院、医生的参与。“全程管理”，即包括健康筛查，尤其是未来的高危人群筛查，急救、预防、康复等形成全链条的管理。全域覆盖、全员参与、全程管理是胸痛中心发展的未来，这对我国医疗体制改革非常重要。通过这项工作，我们也能推动国家医疗体制改革。通过胸痛中心建设，实现以为“疾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化。这种转化将为我国医疗体制改革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为我国实现“健康中国”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来源：国际循环公众号
